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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史話蘇商】“財神”范蠡為何能發跡 懂了這些規律你也可以實現財富自由

2019年05月10日 14:59:01 | 來源:我蘇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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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【編者按】蘇商,睥睨于漢唐,并駕于明清,獨步于民國,領跑于今日中國商界。胸懷大志、身負大略;善循大局、精耕大業;謹守大義、兼施大愛;包容大氣、共享大成……蘇商精神與情懷代代傳承,歷久彌新。在第二屆江蘇發展大會暨首屆全球蘇商大會召開前夕,江蘇新聞廣播聯合我蘇網推出《史話蘇商》特別策劃,與歷史、經濟、文化等領域的專家,共話蘇商史,多維度呈現蘇商故事,解讀蘇商精神,感受蘇商群體在實業搏擊中的創新創業精神。


  陶朱公范蠡是后世尊稱的經營之神,在民間也被稱為“財神”。范蠡年輕時貧窮,勾踐滅吳后他看透政治,歸隱江湖做生意去了。這一做不要緊,成了千古傳奇。有關他的傳奇數不勝數,但最能彰顯他智慧的大概是他的識人。“財神”范蠡,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神存在呢?

  再來一段度娘的介紹:范蠡(公元前536年—公元前448年),字少伯。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、經濟學家和道家學者。曾獻策扶助越王勾踐復國,后隱去。知道他是誰了嗎?就是幫助勾踐臥薪嘗膽的人,后來攜大美女西施泛舟而去的人。

  中國民間拜的財神就是以范蠡為原型的,因為他賺錢能力實在太強大了,范蠡“三聚三散”的歷史故事流傳甚廣,他每到一處都能成名于天下。這位古人,在名利面前,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,進退自如,以保全自身為根本,功名富貴的舍得就在這先散后聚中讓我們有所體會。

  這么多金智慧又豁達的“財神”范蠡和江蘇有什么關系呢?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副教授武黎嵩帶著我們“史話蘇商”,走近今天的歷史人物——范蠡。 

  根據《史記》的記載,范蠡生平有兩件大事為我們所熟知: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幫助越王勾踐報仇,把吳國滅掉,復興越國;第二件大事就是在滅吳之后主動離開越王勾踐,急流勇退,先后泛舟五湖,在今天的太湖流域一帶,后來又到了齊地(今山東一帶),最后在定陶這個地方定居,被稱為陶朱公。他三次遷徙,十九年間三聚千金,但是他把這些財富散給身邊的兄弟子侄、親戚朋友,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。有近代以來的學者和古代學者評價范蠡“功名全終”,無論是功業還是人生都獲得了非常美滿的結局,后代人把他奉為中國商人的鼻祖。

  出將、入相、經商 慧眼識人洞察人性

  越國和吳國是春秋晚期最后崛起的兩個南方大國,兩國都要向北爭取中原的霸主地位。先崛起的是吳國,在和越國的戰爭當中,吳王夫差的父親受傷死掉,吳王夫差發誓要滅越。越國戰敗后,國家陷落,當時越國領袖勾踐身邊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大臣,文種和范蠡。越王勾踐請這兩個大臣出謀劃策,范蠡說,治國的事情他不如文種,但是軍旅戰斗方面他比較擅長,于是越王勾踐就把滅吳興越的計策交給了范蠡,而把一般的內政管理交給了文種。

  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里面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,范蠡當時有一個和他志同道合的人,叫計然。用今天的話說,計然是一個理論經濟學家,他向范蠡講了可以致富的七種辦法,包括如何防止農業災害、怎么樣聚集財富、怎么樣調整經濟的發展……范蠡用了其中五條,就使得越國富強起來。富強之后,越國滅掉了吳國。滅掉吳國之后,越王勾踐跟范蠡談,希望他能留下來繼續輔佐,范蠡不同意,他要求離開越國。他不但自己要離開,還提醒文種,越王“長頸鳥喙”,脖子很長嘴很尖,這個人可與共患難,不可與共樂。文種卻選擇留了下來,最終,文種因為被越王勾踐懷疑,而被賜劍自殺。

  可以看出,范蠡不但有軍事和政治才能、謀略,他還會審時度勢。他特別懂得道家所謂的盈虛之數,非常懂什么東西可以做,什么東西不可以做,什么時候該進,什么時候該退。不管是出將入相還是經商,范蠡都很會識人用人。

  《史記·越王勾踐世家》上記載了一個關于范蠡的小故事,非常有意思,特別能夠看出范蠡的為人。

  范蠡晚年的時候定居在陶丘(陶地),改姓朱,大家稱他為“陶朱公”。他有三個兒子,二兒子在楚國犯了罪,被楚王抓了,他準備派自己的小兒子去把二兒子救回來,用我們今天的話說就是去“撈人”。范蠡的太太不樂意,說“長子為大”,應該派長子去。大兒子也很積極,范蠡沒辦法,就改派大兒子去。去之前,范蠡跟大兒子說,你到楚國的城外,找一個叫莊生的人,讓他幫你疏通,這個人就住在城圈旁邊,看起來很不起眼。于是大兒子拿了很多的錢,去找莊生。他把情況跟莊生一談,莊生說,我跟你父親是好朋友,事情我已經知道了,我來幫忙。大兒子就把錢放在了莊生那里。

  用今天的話說,莊生就是民間的隱士或者名士、高士,他家里不是很富裕,但是在當地有很高的威望和話語權。他在見楚王之前跟家里人講,范蠡家的錢,放在家里不許動。然后他就到宮里去見楚王了。

  莊生跟楚王講,當前國家有自然災害,要做一些準備,于是楚王派人把府庫封了起來。封府庫是一個標志性的行為,楚王一這樣做,老百姓就認為楚王要大赦了,街上就傳開來。莊生是想利用集體大赦的形式,把范蠡的二兒子救出來。誰知,范蠡的大兒子忽然聽說楚國要大赦了,就跑到莊生家里說,這個事不需要你再幫忙了,給了你這么多錢,你能不能把錢退回來。莊生特別惱火,但是嘴上不說,就把錢退給了范蠡的長子。

  感覺受到羞辱的莊生跑到宮廷里面跟楚王講,我聽說街面上都在傳您要大赦了,說您之所以要大赦,是因為范蠡的兒子犯了罪,他花了很多錢來我們國家疏通上下官員。楚王聽了大怒,于是當天先把范蠡的兒子殺了,第二天再大赦。范蠡的長子只能帶著二弟的尸首回家了。

  范蠡感慨說,早知一定是這樣的結局。范蠡為什么當時要派小兒子去?因為在大兒子小時候,范蠡還比較窮困,大兒子也備嘗艱辛,知道錢財來之不易,特別在意得失,他會吝惜財貨。而小兒子出生時范蠡已經致富了,衣來伸手、飯來張口的小兒子根本不在乎錢。派小兒子去,他能夠舍棄千金之財,辦成事情;大兒子太在乎錢,就辦不成這件事。

  司馬遷認為,范蠡的致富和他的選擇、他的眼光有關系,而他的眼光又源于他洞察、洞悉人性。

  于江蘇一帶致富 引領蘇商“誠一之道”精神

  范蠡和江蘇最直接的關系,是滅吳。當時吳國主要是在今天的蘇州一帶,而越國主要是在會稽也就是今天的浙江紹興一帶,吳越爭霸的過程實際上是在爭奪江南的環太湖流域的話語權和霸權。范蠡最早開始經商是泛舟五湖,在江湖之間,也就是長江和太湖一帶致富,這也是他跟江蘇非常重要的關系。

  中國文化特別注重商業道德和商業倫理,對范蠡來說,經商只是用來生活的一種手段,而不是生活的目的和本質。司馬遷描繪范蠡作為商人的形象時,更重要的是描繪他的商業道德,而不是他致富的經驗或者因由。在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里面,司馬遷給范蠡一個非常高的評價:“富好行其德者也。”富了,又樂善好施,有德行,這是司馬遷眼里的范蠡。

  司馬遷在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里面講,富無常法。古代致富有各種各樣的辦法,有的靠農業致富;有的靠盜墓致富,就是作奸犯科致富;有的靠博系致富,就是靠開賭場致富,有的靠挑著擔子走街串巷賣貨郎攤的致富,還有靠賣漿就是賣點飲料致富;還有一種叫“馬醫”,馬的醫生,馬醫是個很簡單、很一般的行當,因為那個時候騎馬的人很多,靠給馬治病就能夠致富……司馬遷說,沒有一個行業一定能夠讓你致富,但他強調,想致富的人一定要在這個行當里面做到極致。他管這個叫“誠一之道”,誠是真誠的誠,一是專一的一,誠一就是用心專一。這非常能夠代表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。

 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有兩條,第一,利益不是最重要的;第二,要把自己所在的行當做到極致,這才是經商之道。我們回過頭來看蘇商會發現,江南的經濟發展一直遵循這兩個原則。

  蘇商最大的氣質是儒雅。這些豪商巨賈之家在經商致富之后不是追求擴大生產、壟斷經營,而是轉向文化產業,轉向讀書,而且一定會讓自己的子孫讀書。考了進士之后,他們當幾年官就回家開始經營自己的產業,然后搞藏書。明清時代,江南地區出現了非常多著名的藏書家、藏書樓。揚州的鹽商也是這樣,他們發家致富之后還資助了很多貧困的學生去讀書,然后自己建藏書樓。

  中國古代豪商巨賈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特征,他們自己家里也會有分工,如果他有幾個兒子,一般年齡大的兒子比較能吃苦的,就讓他繼承經營產業,稍微年輕一點兒子讓他從小好好讀書,將來通過科舉起家。

  蘇商還有一個特征,就是非常精致化,對生活品質的追求很高。中國古代最精致的生活是在江南,而不是在廣東,也不是在中原的河南地區。漢唐時代的長安城中也有很多的富商巨賈,但他們生活的精致程度遠不如南宋以后江南地區的士大夫。

  兩次南渡 江南崛起為中國主要的經濟中心

  江南經濟的發展,尤其是江蘇環太湖流域的經濟發展,和歷史上的兩次北方的“南渡”有關系,一次是西晉末年東晉的永嘉南渡;一次是北宋末年南宋之交的所謂靖康南渡。隨著兩次南渡,北方的社會精英遷到了南方。

  在秦漢時代,甚至在戰國時代,絲綢的制造中心其中一個就是齊地(今山東省)。古人冬天穿一種服裝,夏天穿一種服裝,春秋天穿一種服裝,雖然一年四季,但實際上服裝是三類,所以叫三服官。這個地方主要從事桑蠶的養殖、種植和生產,所以齊地有“三服官”。

  四川蜀地有“錦官”。錦官主要是為富貴人家的絲綢織出花紋和紋路來,在春秋戰國時期蜀錦比較出名,到秦漢時候更是出名。2000年前中國的經濟中心可能是在四川或者在齊地,偏西偏北方向,東南地區相對比較落后。但是隨著兩次南渡,北方的精英人物遷到南方來,到了南宋甚至明清時代,江南地區的絲織已經成為當時中國的支柱型產業,環太湖流域尤其是蘇州、杭州的絲織業相當發達。

  中國主要的經濟中心是在江南地區,看看這些例子:比如蘇州、杭州、南京折扇;比如竹雕,古人寫字的時候,為了防止衣袖沾上墨水,會做一個臂擱,相當于一個小的尺子,蘇杭地區有一種留青竹雕,把臂擱雕得非常漂亮、玲瓏剔透;比如揚州刻書,康熙皇帝刻全唐詩一定要在揚州刻,因為揚州技術比較發達;比如玉器,蘇州一直是中國明清時代玉器生產的中心;比如實木家具,明代以后,隨著南洋的開放,海外的紅木硬料開始進入中國,蘇州成了家具生產的中心;比如《紅樓夢》里面寫到幾個重要的城市,蘇州、揚州,還有金陵(南京);比如清朝織造館,“江南三織造”即江寧織造、蘇州織造和杭州織造……

  (來源:江蘇新聞廣播/董婕 張雪 我蘇網編輯/馬騰達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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